伍豪嘿嘿一笑：“这肯定不会忘记的，现在全社会拥军已经是土共控制区的大势，你知道有人说过吗？再穷不能穷军人家属，军人的亲人也是我们土共和百姓的亲人。”

听伍豪说到拥军，朱总司令也笑了起来：“我当然知道，小徐说的，他还说他们那里全社会把保家卫国的军人地位抬到最高，全社会把军人称为最可爱的人，就是感谢军人为国家和人民的付出。”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俗话，何况士兵的生活又最艰苦，所以，一般的人大多不愿当兵、豪门富户的子弟更不愿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去枪林弹雨中冒险，因此有钱人都是想方设法逃避兵役。

因此，三年前土共从物资和精神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差不多与军队整军、土共组织内部整风同时开展。

“当解放军光荣”除参军的青年戴大红花、骑高大雄武俊马离村外，平时军人之家的生活、生产都会得到政府出面组织帮助，并营造全社会敬重军人和军人家属的氛围。

而现在国民党部队，军队士兵来源还是主要靠抓壮丁方式。

在华东的先锋军因为比西北红军更早与日军作战，在队伍中率先进行“失踪的军人，在没有叛逃证据时，等同牺牲”的政策，当然如果后来查实是叛逃的，除了从亲属中追回抚恤金外，还会宣布该士兵叛逃罪行。

因此，这也让军队里个别有动摇思想的士兵判逃时三思，多想想个人的贪生怕死给家人带来巨大耻辱，这值不值得？

实际上，徐远山在后世知道军人失踪不能被认定牺牲会给家属带来多少痛苦，抗美援朝过后曾有一些志愿军失踪战士家属赴朝鲜寻找儿子或兄弟踪迹，就是想证实这些战士是英勇作战而牺牲的，他们不相信这些失踪的亲人是叛逃。

那是一场惨烈的立国之战，整排、整连阵亡情况很多，失去踪影真是难免，所以失踪的战士绝大多数真是英勇作战而牺牲的。

徐远山虽然不参与土共组织和军队决策和管理，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要改变“军人流血失踪，亲人委屈流泪”的这种状况。

后来因为先锋军实施这类政策后，对士兵士气提高很大，红军总政治部在红军、共军及后来的解放军也采用了这项政策。

改变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工作做起。

徐远山不喜组织内部的各种斗争，那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负效博弈，但他也有手法不需要进行内部斗争而达到目的。

比如，虽然土共组织都知道先锋军将来会归入解放军，但没有归入前徐远山是有权实施各种政策。……因为这支部队本身就是他创建的，虽然部队的主要干部成员都是来自红军。

现在土共有了条件，给每位战士直系家属免费看病，参军的战士知道，而地方上普通青年，他们更清楚，他们纷纷热情参加当地预备役的训练活动，期待在新的一轮征兵中能选上。

这也是渭南医院发生为什么听到“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后，治愈伤兵包围医院管理处强烈要求参加解放军的原因，“我是一个兵”这首歌不过是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

会议最后，教员说道：“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明天我们还要讨论关于筹备召开七大的事宜。”

原时空土共“七大”，全称土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土共革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上，教员用他那浓重而深邃的湖南声音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在“七大”上引起强烈共鸣。三大优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实际上，按没有公开的说法，“七大”最关键的就是完成土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党转变，明确土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否则也不会在后来苏联要求“划江而治”的情况下，土共能够发起“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

这一切，就是四年前的“七大”就奠定基础了。

“七大”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更上一层楼。

“七大”召开时的十年前，即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土共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根本性良好的开端。

但土共中国本土派的政治局主要领导成员，在遵义会议上，特别是教员也仅是掌握到中央红军的军事权，而“七大”却是让这些本土派领导人赢得党组织领导权，最后解决了土共政治问题。

现时空土共虽然在军政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这“七大”是一道绕不过去门槛。

为了筹备“七大”召开，土共中央已经讨论有半个月，明天还需要最后一次讨论。

这次“七大”又与原时空的“七大”又有多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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