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前，日本海军士兵在长沙枪杀反对“民四条约”的游行学生和市民十余人，还有日军在四川陪陵抢杀要检查日本船只的六名中国军人。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著名文人邹翰飞（曾任《苏报》主编）和余凤宾（中华医学会第三届会长）却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不计前嫌，援助日本灾民。

新闻界更是几乎一致呼吁，要民众尽己所能献出一份爱心，期许以爱心感动日本，永保东亚和平，媒体把舆论造起来后，政府、名流、民间也就踊跃了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这次对关东大地震赈灾超过两百万大洋，其中东北政府捐了50万，北洋政府20万，民间更多，仅从《申报》、《大公报》上刊登的鸣谢公告来看，短短12天就捐出44万大洋。

“胜利之声”从成立开始，就旗帜鲜明以反日宣传为己任，利用后世掌握的资料不停揭日本老底，徐远山早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眼中钉。

杜月笙问道：“阿拉最近也听到有人说西北土共势大，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坐天下，这次能够炸平一千八百公里外日本一个城市，阿拉觉得不仅仅是势大的问题，大嫂，阿拉就是想问，这上海还能不能留？”

林桂生用复杂的眼光看着杜月笙，后世也有人猜测这两人有过一腿，不过林桂生可是比杜月笙大11岁。

过一会后，林桂生叹了一口气说道：“侬有机会还是离开上海吧，也不要留国内，到香港或者出洋，这天下既然是土共来坐，侬不担心土共今后会清算吗？”

青帮特别杜月笙是参加过蒋秃子当年在上海发动的“清党事变”，手上可是沾有土共成员鲜血。

杜月笙点点头，不再说话，过一会起身告辞离去。

徐远山还真没有想到，他用穿越手段炸平了日本一个城市，在国内各阶层会有如此强烈反响。……这是一种硬实力的体现，这实力也确实太硬了。

苏联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王牌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对这次轰炸的具体结果更了解。

佐尔格不仅是德国一个报社的记者，还是帮助德国驻日使馆武官奥特收集日本情报，真正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军事情报局）的情报人员。

他的双重身份（记者和使馆贵宾）容易得到高崎市被轰炸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了解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土共及联合政府的态度。

这份情报让苏联的斯大林更加重视与土共关系，从综合分析结果来看，土共解放军短期内能战胜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一来苏联远东的安全将会得到保障。

斯大林很希望付出一点点小代价来得到这样的安全保证，而且莫洛托夫上次去西安谈判，曾带回土共红军崛起的另一个秘密：土共红军农场里的农作物非常高产。

这几年苏联因为在工业发展上实行倾斜政策，粮食生产一直很勉强，斯大林决定让莫洛托夫再去一趟西安，为粮食种子问题进行谈判，就是用苏联的武器弹药换中国高产的粮种，这样一来苏联既帮助土共解放军打败日军使得苏联安全，还帮了苏联粮食生产的大忙。

8月28日，莫洛托夫带着新使命乘飞机抵达西安。

为了表示诚意，莫洛托夫把苏联新的决定告诉教员、伍豪：“斯大林认为土共解放军能够保证包头的安全，所以包头钢铁厂和坦克厂可以正常建设，而且设备运到中国也是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联合政府现在应该考虑基础设施建设。”

等双方谈妥钢铁厂和坦克厂建设事宜，莫洛托夫直接说到粮种换武器问题，教员还真想不到苏联别的什么都不要，这次就专门来要粮种。

徐远山很重视民国时空中国粮食生产，1935年和中央红军接上头后，就提出粮食生产最关键是粮种，然后还说出了以粮谋天下的计策。

为了让粮种成为红军的重要武器，徐远山曾规定过对外交换粮种比例，由1：10至1：30的比例，也就是一斤某类麦种换10斤麦子，而一斤某类稻谷粮种换至少40斤普通稻谷。

这个比例还算比较合理，后世小麦种子一斤五元至20元，普通小麦一斤元；稻谷种子一斤50元以上，普通稻谷一斤元。

不过种子一般只能种三年，后面再用产量就会下降了，所以必须需要再采购粮种。

徐远山从后世带过来的更多是各种农作物的原种，然后让红军农场进行育种。

当徐远山得知苏联想用武器弹药换高产农作物种子时，他没有什么意见，而且他知道苏联主要农作物是小麦与土豆。

那种换呗，不过还得提一个条件，就是让苏联帮助培训解放军坦克兵的事情。

具体交换数量，可以根据徐远山给出的交换比例，不过必须说明这些种子只能保持三轮种植，后面再用会有相当大的减产。

通过双方五日谈判，最终达成五千吨农作物种子换取5千吨武器弹药，另附加苏联帮助土共解放军培养五千名坦克兵。

双方还约定，后面根据双方的需要再继续交换。

说实在，这笔生意双方都不亏，要知道这些粮种能够给苏联比原来种子增加成倍数的粮食产量，五千吨粮种增加的产量高达几十万吨粮食甚至上百万吨；而土共这边，生产这五千吨粮种不过是两个红军农场种植徐远山带来原种生产出来的产量。

有了徐远山提供的后世技术和资源，土共的各项工作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战争与建设的硬件已经不是土共关键问题。

最关键问题就是管理干部的培养和大批基础工人的培养。

为什么土共中央与徐远山考虑两年后才达成解放全中国，原因就是给培养干部和工人留出时间。

干部培养一直是这两年来土共中央的工作重点，工人培养是联合政府重点工作，徐远山给前者提供了不少后世总结出来的方针政策、方法及注意事项资料；而后者工人培养的工作，徐远山同样提供技术资料和培训设备。

但工人培养赶不上形势发展，因为基础工人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就算在后世的工厂一直有师傅与学徒工之分，而且还因工种不一样这个培养时间也不一样。

上次与苏联谈判时，为什么提出要五万名劳改犯工人，就是工厂马上能投入生产，当然要更多的劳改犯就该轮到斯大林起疑心了：土共是不是有可能培养反斯大林分子？

更多的基础工人，最早时候徐远山就考虑到德国的犹太人工人，这可没有数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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