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件里的核心，也有人分析过，其实暗指朝廷赋税过重，本来仁宗也很生气，但百姓因言获罪，不是明君之行，更何况他也是钟生的“粉丝”，不想为难作者，便把这事轻轻揭过了。

现在他又想起来这个故事，找出来范仲淹的奏折，发现范仲淹的说法与《钟生》里的说法基本一致，心下狐疑，觉得这篇故事就是范仲淹写的。他自己心里清楚，赋税过重，百姓们怨声载道，朝廷根基就会不稳固，但不收税又能怎么办呢?怎么养兵?怎么养官?怎么赈灾救灾?怎么缴纳贡钱?

仁宗心中烦闷，派了皇城司的人去邓州问范仲淹，范仲淹说“我在邓州的任期已满，按理应该调任到别处去，但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不确定某项政策合不合适，不如就在一个小地方先做实验，我看邓州就是个很好的实验地，不如官家再给我一年，让我能够自由调整邓州地区的赋税，明年年末，如果邓州的赋税不能比今年上涨一倍以上，那就治我范仲淹的罪，如果能够增长，说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可以在别的地方照样施行。”

这话仁宗没理由不赞成，但朝廷上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但仁宗出乎意料地坚定，让范仲淹照旧知邓州，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多人以为，这是第二次“庆历新政”的开端。

是不是第二次“庆历新政”，只有仁宗自己心里清楚，但这件事给他最大的影响，是他突然意识到了办一份朝廷报纸的重要性。正好庞籍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才，他本来没想立刻给他安排事情，但现在看来，这个人极合适办报纸。这人叫司马光。

于是，可怜的司马光，本来在家里等着任命，突然接到了一份奇怪的旨意，给他安排了一堆手下，在国子监旁给他搞了一个小院子，让他编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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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司马光平时也看《和乐小报》, 但他也清楚, 看别人的报纸和编朝廷的报纸, 简直是天壤之别。

官家分给他的手下, 全都是本来等着安排工作的关系户，他们的官职也不高, 整个官衙上下, 几乎只有司马光一个人在正经做事,

对了，他们到现在，连个正式名称都没有, 提起来就是——国子监旁边编报纸的。

出于无奈，司马光托了关系, 辗转联系上了益州知府李伯昭, 请他代为引荐，向《和乐小报》主人求教。

鸿雁传书，极为缓慢，等司马光的信到王方手上，已经是十一月底了，王浮一听是“砸光的司马缸”——呸, 司马光，立刻撒娇打滚，把司马光的信件要了去,

收到自己的库房去了。父女俩商量了一晚上，决定帮助司马光,

王浮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论文，教司马光各种技巧和禁忌，并且十分大方地说，他可以去找东京城的赵家书籍铺帮忙。由此，王浮也算是结识了司马光。

司马光也不是笨蛋，收到信后立刻开工，还特别有眼力见地请仁宗赐名，为他们的报纸写开刊语。仁宗给这份报纸命名为“太平廷报”，虽然很没有技术含量，但这个名字寄托了仁宗的美好愿望，“太平”二字，也是百姓们所渴望的。仁宗为了支持这份报纸，亲笔写了开刊语，还印上了他的玉玺，表示此刊的官方地位。

《太平廷报》的第一期平平淡淡，无功无过，因为官家亲自写了开刊语，那么朝中重臣自然也要表示支持，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墨宝，恭贺报纸开办。司马光战战兢兢，本来打算用普通的官方公文字体印刷，现在只能请人按着大臣们的笔迹刻版。

所以第一期基本就变成了彩虹屁大全、书法作品集，没有多少人买，王浮倒是挺开心，她一下子收集到不少名人的字，虽然刻版失了些韵味，但总体运笔和风格还是很明显的，值得收藏。

司马家是编著史书的世家，像司马光，原本的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强烈反对未果，请求外任，在洛阳住了十五年，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办报纸跟编史书也有相通之处，这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很容易就走上了正轨。

范仲淹那头，他立下“军令状”，已然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起来了，就连范纯仁离家上京赶考，他都没时间去给他送行。

在王瑾和林洋的带领下，范仲淹去王家的矿场视察。这两年他也见了王瑾很多次，王瑾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渐渐成长为一个能跟朝廷大臣讨价还价的商人，也是他看着过来的。对于王瑾，他也是真心实意当做自己的晚辈，时时指点的。

寒冬腊月的矿场，仍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模样，工人们推着奇怪的车子来来往往，虽然身上淌着的汗把夹衣都浸透了，但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疲倦和不满。

“他们手里的那种小车，叫做什么?”

“那个啊，那是‘独轮车’，用来少量多次地运输重物，只需要一个人，就能轻松推动。”

“那边上上下下的是什么?为何看着如此轻松，就能把重物运上去?”

“那是滑轮组，可以自下而上运输重物，十分省力，跟水井上用的井轱辘一样，只不过更复杂一些。”

“那地上那些横竖交错的木头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轨道，挖矿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逐渐增加高度，让矿道有一些坡度，轻轻一推，里面的矿石车就能顺着矿道自己滑出来了。”王瑾话音未落，黑漆漆的矿洞里就跑出来一辆矿车，装满了黑色的原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