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徐远山最后的问题，刘甫玉没有直接给出答案，本来就没有答案。

所以，刘甫玉说道：“现在看似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是用钱烧出来的，但有更多企业烧了不少钱，结果是颗粒无收，互联网从业人员的高薪最开始是由无序投资竞争抬起来，也是互联网行业后面要维持高薪最困难的地方。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除烧钱外还需要时机和技术；最后关于国家预防的问题，我倒是从朋友那里知道，国家已经设立研究基地，来应对网络安全问题，据说从俄乌战争爆发后就着手了。”

徐远山点点头，他知道刘甫玉说的有道理，中国互联网经济出现后，市场大战就没有平息过，烧过的钱数以千亿。

徐远山现在的优势：建立在手中有订单；时间优势解决技术问题，这对互联网行业内的技术迭代速度比较快的特点来说，也是最大的优势。

烧钱也免不了，但不可能盲目和无序去烧钱，当初连锁店开业时他就没有在营销上花钱，而是把这一部分费用直接返给消费者。

徐远山的另一个设想，就是新时空中国十几、二十年后就开始引进互联网，通过他这里与现代时空联系，自家的网站三年后拥有一个时空的市场，首先就立于不败之地。

在刘甫玉连锁店吃过饭后，徐远山又到别的几个连锁店与店长交流，对现代中国的经济状况有了一些轮廓印象。

目前中国经济停滞与疫情有关，同时也确实有一部分中等收入陷阱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如当初与现代中国领导会面时，有常委提出科学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最优化方案。

只要出现新的科学技术，国内工业转型才能顺利，同样高科技产品能够保证外贸的主动权。

中国不能再走出口低廉资源和低端工业产品的外贸经济道路。

对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级别如此高，就是有是大量的工作要安排。目前新时空的科技城被当成一个大型实验室，实验室要正常进行科技研究，不能闭门造车，现代时空也要有相应科研单位，及时对科技城的科研成果进行应用和开发，并把存在的问题反馈给科技城再次解决。

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按照目前的技术研究，现代时空还需要十几年到二十年时间才能成熟，如果放到新时空科技城研究，现代时空也就是过三年左右的时间。

人工智能应用极为广泛，其中在军事和互联网上应用更为急切。

徐远山不知道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后，移动终端的手机屏幕上，是不是能让满屏的各种小块显示窗和app消失。

手机有了这些先进的软件，如果加上芯片制造的突破，美国苹果被中国华为所取代的时间就不远，苹果公司还有世界第一企业的万亿美元的市值吗？

徐远山对这些技术不懂，因此也不会妄言妄语，他历来坚持的就是技术问题由技术人员解决，包括现在他让公司开始组织人员分析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研究方向和安排。

徐远山知道现代中国也会另安排一套人马展开研究，他相信现代中国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忍辱负重苦上两、三年时间，在解决新冠疫情后，陆续把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投放到市场，完成中国工业转型升级。

就在徐远山与人探讨现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两天，庞渊龙领导的调查组所进行的调查已经进入了尾声。

三天时间，已经掌握了只够的证据，因为中华集团公司是徐远山接触情报部后成立的，最早的一批骨干都是国家主要的强力部门成员，后来招用的审计人员除了正式退休的审计人员外，有相当部分人员是强力部门有关财务的二线或退休人员，然后由他们负责带那些年轻一些的职员。

所以，在上海的调查人员做事风格与以往的一些部门调查不一样。

所有手段和设备应上尽上，甚至把疫情期间的市区监控存挡也调了出来，按区域分给相应的调查小组。

在掌握一定证据后申请了监听手段，意外地又网住了一批大小鱼。

同时，这次调查在上海引起的震动太大，有地方行政官员通过此事理解上面的决心，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开始了自查自纠。

有单位就给所有人员下发文件，要求每人汇报疫情期的生话、工作情况，具体到每天的工作行程，并且警示在此期间有违规行为的主动汇报，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

这就是一些基层的警觉性，由此在没有统一要求下，许多基层的动作影响更广，侧面证实了群众中间流传上面派人来调查的说法

当然，也有一些商人拼命打探情况，特别那些有政商关系的商人。

这次来的调查组，真是让许多人觉得莫名其妙，打听到上面的部委，居然不是哪一个部委专门派出的调查组，但也没有人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对接办的文件已经下发到相应的部委。

有人问道：“这个对接办是个什么鬼？”

部委那边接电话的人一时也哑口无言，很多人真不知道这个对接办是什么办。反正部委的大佬接到这个对接办文件后都是屁颠屁颠亲自去操办，至少也是签收给下属去办理后，隔一会就是一个电话询问办理进度。

因为这些部委大佬很清楚，这个“对接办”就是“常委办”，而且不是一个常委的办公室而是所有常委的办公室。

对接办，就不能换一个明了且官威大的名称吗？如此低调，在官场上，那是会害死人的！

至少，反正在上海这边，已经有三、四名处级和厅级的小官僚因轻视这个对接办的章子而丢官。这也怪这些小官平时只盯着上海滩那些洋大人，却不去注意六大部委章子上面是对接办的章子。